事实上，当时的上美已经到了不得不谈钱的境地。与大多数当时已经向市场化转型的行业不同，上美仍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运行，在当时统购统销的指令经济模式下，全国每年生产的美术片总量最多380分钟（大部分都分给了上美），超出的成本由制片厂自己承担，国家按这个标准下拨资金统一购买，而这笔钱只不过能勉强维持上美的再生产而已。

与此同时，电视机逐渐走入千家万户，成为普罗大众的娱乐方式，化身为偌大的新市场，但上美此前发力的领域是动画电影和动画短片，在TV动画领域的制作经验几乎是空白；并且计划经济僵化的体制弊病也拉了产能的后腿，完全无法满足电视台旺盛的内容需求。国外那些在商业上更加成熟的动画片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市场的，比如已经经过本国市场检验且开价低廉的日本动画。

为了解决体制僵化的问题，上美也作出了转变，开始承接国外动画的外包赚取外汇，早在1979年就已经尝试与日本东映公司合作，给《宇宙战舰大和号》系列描线、上色。后来直接与国外动画公司共同创作动画片，同时进行人才交流、学习国外的制作流程和商业运作模式，希望能用这些与国外动画公司合作赚取的利润反哺国内原创艺术片的持续产出。

然而理想还是被现实无情地撞碎了，这次尝试最终以美大量骨干人才外流、元气大伤而告终。

其实上美的转型起初是相当成功的，与国外合作拍摄了《鸭子侦探》、《不射之射》和《狐狸列那》等在国内外都颇受好评的影片，年利润在短短三年间就从55万元飚到了170万元。但就在这个时期，工资制度这个在上美埋藏多年的定时炸弹终于爆发了。

在开始承接国外外包、共同创作动画以后，参与这些海外合作项目的员工有了新的工资制度，他们的薪水可以与效率挂钩；但同时仍然有不少员工在制作那些完成计划指标、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动画，他们仍然按国家指标领着固定工资，薪酬要比前者低得多。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下，双方的矛盾日益激烈，上美与国外合作的业务也受到了更多来自内部的阻力。

这场冲突发展到最后，上美的员工辞职南下，投入了更有钱途的动画外包行业，当时大家称之为“胜利大逃亡”。

站在员工个人的角度上看，离开上美这个选择是非常合理的，很多外资公司或外包公司开出的价码不是上美的几倍、十倍，而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一位当时从上美出走的员工曾在网上发帖称，他离开上美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是130元左右，到外资公司第一个月就拿到了4500港币（当时港币比人民币币值更高），并且他当时还只是个新手，不过参与过一集《舒克和贝塔》的制作而已，外资公司也照挖不误。

然而如今来看，这次原创人才流向外包公司，最终成为了当时动画电影的“中国学派”失去了传承的一大推手。

给动画做外包是种创作空间非常小的工作，就像在工业流水线上拧螺丝一样，画师只能根据客户的要求亦步亦趋地工作，创作热情太高反而会耽误整体的工作效率。据说某位参与制作过《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经典作品的美术设计师，在跳槽深圳一家动画外包公司后，因为在绘制场景时没有按要求作画，发挥了自己在水彩画方面的特长加入了中国元素和技法而触怒了客户。

《哪吒闹海》中龙宫的美术设计

并且动画外包工作的强度也非常大，光是按时完成规定的作画张数就已经能让画师精疲力尽，根本没有精力投身于新的创作。

就这样，这批上美培育出的人才并没有开枝散叶将国产动画发扬光大，而是成为了国外动画的工具人，他们在上美学到的独特绘画技法在动画市场上失去了用武之地，而之后重启炉灶建立起的国产动画更多开始效仿国外的画风，再也看不出当年“美术电影”、“中国学派”的影子。

曾经那个在国际上斩誉无数，经历几十年传承和发展的中国动画最终落到了后继无人的境地。

对于上美来说，人才流失其实并非致命伤，而是一种持续性的失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初。在这种情况下，上美在这期间仍然产出了《山水情》、《舒克和贝塔》和《魔方大厦》等一批优秀的童年经典。

1988年在上海国际动画电影节上获奖的《山水情》

真正击垮了上美的是1995年国家取消了统购统销制度，让其投身于市场竞争中自负盈亏。而一直以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上美虽然员工薪水低，但像剪纸片、木偶片等片种所消耗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仍然是上美自己无法承受的，并且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缺乏政策保护，当时电视台给出的报价让日本成熟的商业动画压得非常低。据原上美厂长严定宪回忆，当时播一集动画短片电视台只给二三十块钱，而他们做十分钟的动画就要花上几十万，上美根本无法在这种环境下与日本动画竞争。

1999年，已经在上美干了近四十年的导演常光希带着一大批年轻人花了数年时间，投资1200万拍出了《宝莲灯》。在此过程中导演也是费尽心力才实现了盈利，比如刘欢、张信哲和李玟唱的三首歌还都是导演找三位歌手签约的索尼公司白嫖来的，姜文、朱时茂等著名演员的配音也为了给国产动画做贡献几乎分文未取，否则把1200万都砸在配音上可能都不够。

同时在那个盗版猖獗的年代，导演还专门找了一批大学生志愿者，让他们背着胶片送到各地的发行公司，并且还要在影院里监督防止有人偷拍。在这样的严防死守下，《宝莲灯》总算拿到了2500万的票房。

而它也成了上美作为“中国学派”最后的绝唱。

进入新世纪以后，即便是上美也开始以国外动画为标杆进行转型，推出了《我为歌狂》这样明显向日式动漫靠拢的实验性作品，并最终在一系列尝试和碰壁后又走回了儿童片的老路，《大耳朵图图》就是出自上美之手。

《我为歌狂》当时的口碑还不错，但受到了老师家长方面的抵制

如今《中国奇谭》的出现，的确让我们看到了当年那个上美的影子，但这样的爆款在国产动画中是个难以复现的个例，因为上美几十年前遇到的问题仍然没有一个成熟的答案：如何靠做动画赚钱？

在如今的互联网环境下，让观众直接为内容付费并不那么现实，而其他营利模式无非接广告、投奔大型视频网站卖会员、贩售周边等几类，中国的动画人已经挨个走了好几遍，但仍然没能找到一条成熟的、能够推而广之的变现方式，很多公司仍然要靠给日本动画做外包养家糊口。

国产动画不缺爆款，也不缺有才华、有热情的动画人，但我们的动画市场何时能够形成一个能让他们大显身手的环境，仍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