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有”，则是因为实际上存在无偿的超时工作。
先说美国。
美国FLSA仅适用于固定工，而小时工等非固定工则不受限制。不仅如此，一些雇主为节约加班费，刻意钻FLSA“三类豁免职业”的空子，把一些实际上从事其他工种的雇员也算成“管理人员”或“工程师”，这样一来在2016年12月1日新规生效前，美国劳动者中仅7%可以按规定强制获得加班费，即便新规生效后这一比例也不过上升至35%而已。
而“自愿无偿加班”则在许多竞争性强的行业、尤其创业型的中小性企业中十分普遍：在这些行业、企业中工作的许多员工，为了保住饭碗、收入，为了在残酷的行业和岗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自觉自愿”地长期超时工作，而不会向雇主索要额外报酬，在硅谷、华尔街等新兴创业型企业密集、竞争白热化的“金边地带”热门行业中，这种“自愿的996”是很常见的。这类“自愿的996”通常属于中产阶级，甚至“高中产阶级”。
再说加拿大。
加拿大CLC仅适用于政府雇员、公营企业、受政府监管行业和公共服务领域，对于大多数私营和中小型企业不具备强制性和约束力，也不适用于小时工等非固定工，尽管事实上即便在“不适用”行业、企业中工作的劳动者，在加班及加班费问题上同样有权投诉，并常常胜诉。
和美国一样，加拿大也存在一些因竞争激烈，担心饭碗、职位和收入受影响而“自愿无偿加班”的中产阶级、“高中产阶级”。
不难看出，北美的“996”主要集中在收入较高、岗位较重要阶层，且多为“自愿”，而对于中低收入的普通劳动者，则通过联邦和地方两级法规加以保护。
与之相比，中国国内近期被炒热的许多“996”，不但属于强制性质，而且往往针对雇员中的“弱势雇员”阶层，将这种性质的“996”比附北美，是不折不扣的偷换概念。
对于不合理的“996”，应该更多依靠立法、监督和执法来加以约束和规范，而不能仅仅依靠道德、社会舆论和企业、企业家的“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