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活跃在游戏世界和二战真实战场上的“狙击精英”们
关于一枪毙敌的、神射手们的故事，始终是文学作品、电影以及电子游戏中经久不衰的主题。狙击的艺术起源于黑火药时代，到了19世纪，随着步枪制造技术的不断改进，它已经成了一种举足轻重的战争形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都致力于发展这门艺术。此时，担任狙击手的士兵已经从简单挑选的优秀射手，变成了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他们的装备也出现了大幅度的改良——在一战末期，各国狙击手已经装备了特制的伪装服，安装了高倍瞄准镜的步枪——这对他们猎杀高价值目标非常有利。
但和之前的许多战争一样，在一战结束后，不少国家都逐渐遗忘了他们费劲艰辛才汲取的作战技巧，毕竟，前线地狱般的景象，都给军人们留下了许多不愉快的回忆——而突如其来的冷枪显然是最令人恐惧的元素。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1918-1939年间，各国的狙击战术几乎都在原地踏步。
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席卷了欧洲——它在后来被称为“闪电战”，与传统的作战模式相比，它更强调大部队的快速机动，提倡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直捣敌军后方。战争初期，这种作战模式几乎主宰了整个欧洲战场，而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可以施展技术的舞台，狙击手只扮演了有限的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仍在开展专业化的狙击手训练，但他们只为此倾注了有限的精力。而在1939年的波兰战役和1940年的法国战役中，他们的推进是如此之快，以至于狙击手几乎没有展现价值的机会。
作为一种全新的战术模式，“闪电战”强调部队凭借快速机动、直捣敌军后方，在这种战争模式下，双方极少形成“堑壕对堑壕”的僵持，狙击手们也极少有发挥作用的机会
而在另一边，英军士兵同样花费了很长时间才重新掌握了狙击的诀窍。在1918年，英军曾拥有当时欧洲最好的射手和装备，但随着战后的长期和平，他们之前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几乎被遗忘。1942年，担任狙击课程教官的加拿大人尼维尔·阿姆斯特朗中校（Nevill Armstrong）甚至悲哀地指出：“在步兵中，似乎存在一种蔑视狙击的倾向，他们认为，狙击只是一种‘属于堑壕战的特殊现象’……‘很不具有骑士精神’……‘在未来战争中，这种杀人方式可能将永远不会出现’。”
也正是因此，虽然英军的训练指南中保留了许多关于狙击的内容，但真正展开训练的部队却少之又少。直到1940年的挪威和法国战役期间，第一批“狙击精英”才在战场上出现。
在他们当中，就有北安普敦郡团第5营的埃德加·拉贝茨——战前他是林肯郡的一名农民和猎手，能徒手捉住一只野兔。当部队开赴法国之后，他立刻被派往一个步兵连担任狙击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有自由行动的权利。
一名在战争初期，独自在废墟中进行猎杀的英军狙击手
在敦刻尔克撤退期间，拉贝茨接到命令，在一座村庄中猎杀德国人。 后来他回忆道：“一个敌军狙击手爬到了屋顶上，踩掉了几块瓦片——他的射界非常理想，如果有人走进广场，一定会走入他的火力范围。据观察，这名狙击手大约在广场一侧的中心地带，他的同伙则占据了附近的一个角落。他们的射界覆盖了整个广场，并以此实现了交替掩护。
当一名英国军官进入广场后，德国狙击手立刻开枪。拉贝茨后来写道：“我判断出了枪口闪光的大致位置，并走进了对面的一座房屋。这时，狙击手屋檐上探出头来，我从屋内透过卧室窗户向他开火，他中弹摔了下去。这时，德军观察员开始盲目射击，从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他错误地假定，我的位置可能更贴近卧室的窗户。就这样，他暴露了自己，进而为此付出了生命。”
这段关于早期狙击手对决的回忆，也揭示了许多狙击作战的原则。尽管拉贝茨本人更倾向于做一名独行侠，但在战场上，更多的狙击手选择成对出动：其中一位负责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战场、估算距离，另一个则集中精力解决目标。他们之间的沟通主要依靠手势或者预先安排的信号，同时，他们还需要相互监视着对方的“危险位置”。在通常情况下，这个分队还会预先确定几个预备阵地——这些阵地距离原始阵地大约在10米左右，选择的主要依据是射界开阔和易于隐蔽——当然，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完美”的阵地在前线通常数量不多。
一个典型的二战双人狙击分队，其中包括一名射手和一名观测员
按照拉贝茨自己的描述，他能够使用英军制式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在350米外首发命中，在战争初期，这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然而，他也提到，其实在战场上，真正考验狙击手的不只有射击技术，还有超乎常人的警惕性。由于狙击手寻找的是相对高价值的目标，敌人通常会对这些目标采取一定的保护或伪装措施，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留心常人不会注意到的细节，比如说，呼出的蒸汽、突然起飞的鸟雀，或是地面上出现的垃圾和面包屑等。
安装瞄准镜的李-恩菲尔德步枪——二战英军狙击手的标准武器
同时，一名狙击手还应当意识到，自己在前线的主要工作是射杀敌军，但杀人远不是任务的全部，有时一枪未发，要比消灭一整个敌军分队更有意义。具体来说，由于任务使然，狙击手往往比别人更接近第一手情报，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周围环境，给敌人制造混乱，或者将重要情报传递回后方，明显比提高自己的战绩更有价值。
英国狙击手埃德加·拉贝茨就曾描述了一次在1940年的行动：
“有一天我出去，发现有个德国宪兵站在十字路口，按照平常的情况，这个目标绝对不值得浪费一颗子弹，但在注视了一会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他守在十字路口的唯一原因是将一支部队指引到新的位置。
于是，我爬到离他大约150码的距离上。由于他不断探出身来眺望友军赶来的方向，而且当地通向我军前线只有一条道路，因此，我突然发现自己发觉了敌军部队的运动方向。于是，我杀死了这个宪兵，把他的尸体背走，使当敌人赶到十字路口时，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而我则回到部队传递了这条关键情报。”
埃德加·拉贝茨描绘的行动也揭示了狙击作战的两大目标：这就是杀伤和扰乱，尽管在战争初期，认识到这一点的军队相当有限，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狙击手们的地位才得到了认可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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